学者谢泳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，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，总得感觉是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，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，是很高明的，虽然他是一个报人，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，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，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，就显得非常短，非常局限”。
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，一手好文章，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，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，一时为士林所重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，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中国历史上打天下，争正统，严格讲来，皆是争统治人民，杀人流血，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。胜利了的，为秦皇汉高，为唐宗宋祖；失败了的，为项羽、为王世充窦建德。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，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，发号施令，作威作福，或者更甚。更不肖的，如石敬唐、刘豫、张邦昌之辈，勾结外援，盗卖祖国，做儿皇帝，建树汉奸政府，劫夺权柄，以鱼肉人民。这一部兴衰治乱史，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，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，而看不见人民，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。事实也恰恰如此，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，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，就因为只见英雄争，不见百姓起，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。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，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，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。”
这篇文章发表以后，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，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，而是郭沫若。郭沫若当时在《周报》（四十六期）和《萌芽》（第一卷第二期）上同时刊登了《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》，对王芸生的文章，进行了批评。如今郭王文章俱在，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，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。
王芸生这段话，点出了中国传统王朝循环的一个尖锐本质：所谓治乱兴衰、改朝换代，本质是统治集团争夺对民众的支配权，人民始终是被宰制者，而非历史的主体。
从思想深度与现实批判性来看，王芸生确实说出了很多学者不愿、不敢说透的话：不美化“明君圣主”，直接戳破“打天下=为民”的神话；点出王朝循环的根源，只有权力争夺，没有人民主体；最后直接落到“人民自己管事”“民主”的现代政治结论。
对比郭沫若的史学，更多是把唯物史观框架强硬套在古代社会形态上；做文献、古文字、社会史的学术考证；晚年更多服务于意识形态叙事，很少如此尖锐、直白地批判整个皇权传统，更不会把“秦皇汉高、唐宗宋祖”一并归为“凌驾万民”的统治者。
单论对传统皇权政治本质的洞察、对民众地位的清醒认知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，王芸生这段话，确实比郭沫若绝大多数史学论述都更锋利、更深刻，也更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底色。郭沫若在学术考据、体系构建上成就巨大，但在这种直指权力本质、直面人民与国家关系的批判性思考上，确实达不到王芸生这段话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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